07年“王杰精神伴我行”征文：

　　苏 栋(江苏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研究生一队硕士研究生)

　　巩万锋(江苏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研究生二队硕士研究生)

　　军队的职能决定了军人必须准备与苦相伴，以死报国。2500年前，孙子在吴王面前“小试勒兵”，立斩王之爱姬，是为了把军队练成“虽赴水火犹可”的程度。明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明确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部属做到“视死为易，视令为尊”。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这种可贵的力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古今中外历来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无不是从苦练恶战中锤炼出来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战争年代，面对强敌，在物质条件相当菲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条件下，我军将士靠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建立起高度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把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夺取了胜利，无数革命先烈为此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胜利来之不易，而要真正永远保持和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则是更难的。

　　六七十年代，我军在部队中广泛地进行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深入的优良传统教育，对于凝聚军心，激发官兵战斗精神和以苦为荣、刻苦练兵的斗志，为提高部队整体战斗力注入了活力。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集中体现了战争对军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军人常常以其突击性和危险性区别于其他行业。军旅之艰辛，无非是“苦”、“死”二字，戎装在身，即应准备以身殉国，要求军人必须牢固确立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赢得国家和人民安宁的使命感。无论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世纪新阶段，作为军人，必须牢记时刻肩负的历史使命。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不仅是双方物质力量的对杭，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信息化条件下，精神力量的发挥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质力量作依托，物质力量的摧毁，依然需要物质的力量去完成，但并不排斥精神力量对物质力量能动的反作用。战争之艰苦，战斗之惨烈，尤其需要军人具备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意志品质和战斗精神。战争需要军人以血肉之躯筑成保国卫民的屏障，而和平的持久，又要求它的保卫者更要承担巨大的负荷。军人历来以“马革裹尸”为荣，但军人的牺牲，不止在战场，不论是戍边守岛将士的默默奉献，还是抢险救灾前线官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两不怕”精神实在是构成威慑敌人，保护人民的精神长城。

　　战略机遇期，为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军队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以及与公开和潜在敌人在“寂静战场”的争夺提供了机遇，也给和平麻痹思想提供了温床。随着祖国的不断强大，军人社会地位和待遇在逐步改善的同时，其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也在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官兵受到社会的影响与和平麻痹思想的困扰，滋长了贪图安逸享乐、注重物质利益的现象，雇佣思时和年丰有所滋长;有的单位“两不怕”讲得少了，忽视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刻苦练兵强度不够，训练减时问，演习减难度，出现训练成本投入与训练效果不成正比的现象;有的单位放松部队的严格管理，纪律松弛，斗志涣散，从而发生了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故。

　　军队是为应付战争而存在的，新时期，军队必须为应对战争而进行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充分准备。只有在平时严格管理和训练部队，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培养军人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能使部队在战时无坚不可摧、无往而不胜。毫无提问，以平时更多的汗水，来减少战时的血的代价，是十分划算的。如果避“苦”而人为加大与实战的距离，对军中悄悄滋长着的“娇兵”现象不采取得力措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国近代史上，八旗兵曾为清王朝的建立和昌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只是由于耽于安乐，不思武备，兵娇将惰，金戈铁马之师竟蜕变为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当今世界，即使是物质条件丰厚的西方国家的军队，也十分重视在对官兵战斗精神的培育，通过组织各种演习模拟战争的氛围，培养军人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在艰苦危险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加强全体军人的“两不怕”教育，并将其贯穿于部队的管理和训练实践之中。这不仅是巩固和储备战斗能量的需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需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和渗透的需要，同时也是随时准备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和突发事件的需要。有了这种强大的精神优势，加上不断改善的武器装备和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们能如虎添翼，从容应付各种情况，永远立于不败之地。